北京外企（FESCO）：国安部的幌子公司
中国“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系国家安全部密干，渗透全球每一企业和政府
背景
本文的初衷只出于好奇，想证实一些在暗网上叫卖文件的真实性，现在却已变成一项必要的任务向全世界警告：多年来，中国情报机关和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一家处于最佳位置从事情报活动的幌子公司，将他们的情报官安插进世界上几乎每家公司机构。凡读此文者须知：此事和你们每个人利害相关。
最近，不知是些爱国者还是投机者编撰了大量资料，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政府四十多年来嘴上自称“文明“国家，实际上和街头流氓小偷一样干尽犯罪勾当。这批资料时跨几十年，不仅包括八十年代以来的大批聘用和财务记录，而且还包括带有”绝密“或”机密“大印的国家安全部内部文件，如行动计划，个人档案或培训材料等等。可以看出，将这批宝贵资料汇编和整理出来的人显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便向世人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情报帮凶和习近平的卑鄙嘴脸。
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亦称FESCO或“外企“，作为中国非军方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国安部）的外延，始终以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为活动目标。自国安部建立之日起，FESCO就被用作国安部的幌子公司，虽然在那之前它已服务于国安部的前身。换句话说，四十多年来，它一直对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未发达国家进行秘密情报工作。从其表面宗旨看，FESCO的业务是为在华外国公司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但事实上：
1. FESCO各地领导人始终并仍然由国安部情报官员所担任，以FESCO的公司雇员或经理身份为掩护。
a. 全国各地每家FESCO的经理都是来自省市级地方安全局或安全厅的情报官。这些官员在国安部被称作“外派干部“。
b. 这个幌子公司的手伸得极长，其间谍活动覆盖全球。它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目标相同，其行动则深入海外各个被中国视为威胁或机会的国家。各省份或城市都在这批资料中有所提及：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广东省国家安全厅，深圳国家安全局，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秦皇岛市国家安全局，海南省国家安全厅，以及江西国家安全厅等等。
c. 国安部情报官员职务自下而上分为组、科、处、局级。外派干部在派任FESCO之前通常是副处。因为这个规定，大部分外派干部是五十岁以上的资深情报官。
d. 外派干部不允许持有FESCO股票。
e. 外派干部不能在派驻FESCO前辞去他们在国安部的职务，因此他们外派后仍是现任情报官，而非从事第二职业的普通老百姓。
f. 在作为外派干部的任期内，这些情报官只领取FESCO的工资和福利；到他们退休，外派干部才重新享受国安部待遇。这种区别对待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掩护身份。
g. 和其他情报官一样，因为他们接触涉密信息和涉密行动内容，这些从FESCO退休的情报人员在退休后也受一个所谓解密期限制。这一点使大多数官员感到非常不满。
2. FESCO始终被国安部用来针对开设在中国的外国机构和外国公司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人力情报收集和技术监控情报收集及利用。为配合其人力招募行动，国安部对这些企业及其员工采用多种技术监控手段，包括“窥视”、“密取”及“密捕”等。
a. “窥视”是一种技术监控方法，指国安部技侦人员利用针孔相机或其他隐蔽录音录像设备暗中观察或录取对象的活动或房间，以便进一步展开其他收情手段，或加深对一个招募对象的了解。
b. “密取”指国安部技侦人员秘密进入某一对象或目标的住地、工作或其他场所进行搜索的行动。其目的是让国安部掌握证据，或者获取针对某人员或企业对象的评估资料。
c. “密捕”，顾名思义，指根据已掌握的对象行踪，在合适的时机地点将对象秘密逮捕。其目的，是通过拘留确定他们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或用拘留为机会对他们进行“策反”。无容置疑的是，国安部手里掌握着早就由法官签发的空白逮捕证，可以随心所欲地填入对象的信息。给国安部提供这些逮捕证的是公安部。
3. 国安部还利用FESCO将秘密身份的情报官员安插进外国公司，让他们在那里从事种种间谍活动，如搜集知识产权资料，招募人力资源，监视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以及协助维稳等。与此同时，除FESCO本身有他们的外派干部，还有别的干部被派去和FESCO有合同关系的外国公司。
4. FESCO已和世界上不少最大的企业或政府签有人力资源管理合同，其中包括银行和金融公司、信息分析公司和国防合同商。因此，FESCO和国安部可以在这些公司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偷取和掠夺这些企业的资源，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情报系统，以及习近平谋取利益。
a. 虽然没有一国能免遭其手，但如下所示，受FESCO和国安部攻击最多的是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大国政府。
b. 受FESCO和国安部攻击的大公司则包括莱茵金属、西门子、三菱和俄罗斯天然气等。
5. 许多在FESCO的外派干部，如国安部所有那些公开露过面的官员一样，经常更改名字或用假名。此文为避免混淆，以下所有提到的人名除非另行注明，一般来说是他们的真名或内部使用的名字。
6. 具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国安部要通过FESCO进行活动，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让FESCO保留一个好名声，以免公众发现FESCO究竟干的是什么勾当。对这样一个被中国情报机构使用得最长久、最肆无忌惮的幌子公司来说，维持一个好声誉至为关键。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需要了解这一点。
公司背景
在1966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中国情报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技术侦查能力。很多据点和设备被拆除，干部受迫害，大量监控档案不是遭损坏就是被泄露。这种情况使中国情报机构在1979年国家开始对外国政府和企业开放大门时显得十分被动。因为当时只能用很有限的方法来监视来自外国人的情报威胁，他们必须重起炉灶。
于是，由中国政府组建的FESCO集团公司—虽然当时名称略有不同—在1979年应运而生，其公开名义，是为在华外国公司提供当地华人人力资源。到1980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强行规定任何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招聘华人雇员的手续必须委托给一家由中国政府指定的外事服务单位来办理。换句话说，外国公司的雇员只能由中国政府来提供。随着这些条例的推出，一度瘫痪的对外国人展开情报和监控工作的手段现在不但得以恢复和执行，而且变本加厉。
自1983年国家安全部成立以来，全国各地每个新的FESCO机构都是由当地市级国安局或省级国安厅建立的。北京FESCO是第一个，但其他许多地区，尤其在天津上海等外企纷纷落户开张的直辖市，同样的机构很快也相继设立。通过他们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这些FESCO机构为国安部把握情报工作和技侦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在1987年国安部技术侦察局建立后之后，中国的技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中FESCO及其外包人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为。
如果说安插在FESCO的国安部官员的最初本职是从反间谍和技侦角度监视外国企业，久而久之，他们的使命渐渐改变，至今已充当起一个从外国公司和外交机构偷取情报并经常开展进攻性反间谍情报行动的角色。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试图让全世界相信的情况正相反，国安部密干于2001年后在FESCO安插得更深。据一份技侦绝密文件，企业情报作为国安部密取对象一贯是工作重点。国安部和FESCO明确指出凡是作为密取对象的科技情报，必须是世界上的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或中国急需但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获取的技术。编撰这份资料的爱国者指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批人有多么卑鄙。
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江泽民曾公开表态他们会撤销政府对包括FESCO在内所有国营企业的监管。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安部情报官员知道得很清楚，所谓撤销无非是表面作秀。自2001年起，国安部加强了对FESCO的渗透，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将更多情报人员派驻FESCO以及与他们有合同关系的外国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资料里一份盖有绝密大印的2021年国安部部文件明确指出： “一个专业的国家安全技术侦察情报网络的建立，主要通过秘密外派干部、建立秘密工作关系，以及建立工作据点这三方面的努力。” 而FESCO正为此处提到的每一个方面提供了渠道。由此可见，加入世贸组织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如下文所示，FESCO已通过他们隐蔽身份的情报官使外资公司遭到极大损失。
这批资料的内容中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是，除了FESCO，其他还有些公司也和国安部有类似的合作关系，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如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但就合作的深度和破坏性而言，没有一家能和先天带国安部血统的FESCO相比。简单地说，中国的整个人力资源服务系统都受中国共产党控制，但FESCO因其国安部血统与众不同。
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处北京的FESCO集团公司几经改组。目前它挂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名下，底下省市级FESCO机构也相应设置。最近，在北京国家安全局官员王一谔领导下，它又经历了一次改组，或称机构精简，其结果，是2025年起所有FESCO机构必须受北京的FESCO集团公司直接管辖。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国安部掌控的FESCO地方机构必须向北京FESCO的国安部高级官员汇报。这和他们过去的做法有所不同：在过去，地方FESCO机构及其情报活动虽然常有互动并互相支持，但各自保留相对的独立性。大约两年之前，所有FESCO机构还都有保密专线直通与之对口的国安部办公室。因为它们本身并非时刻受监控，这些专线现在已拆除。以下几张是FESCO集团人员的集体近照及其领导王一谔的相片：
(王一谔的身份证)
(左二是王一谔)
(FESCO职工集体近照，左四为王一谔)
关于FESCO和国安部的联系及个别官员的详情
从大批资料中搜寻有关详情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揭示了情报官和情报活动之间的关联，以及期间出现数量惊人的花边新闻，包括某人与某人上床，某人和某人如何互相利用或互相拆台，但时而也有出于工作考虑的合作。
这些安插在FESCO的情报官通常是比较资深的干部。他们来自国安部几乎所有分局，从技术监控到进攻性反间谍情报，或涉外情报和台湾事务等不同部门。其中，北京国家安全局派驻FESCO的往往是处长或更高级别的干部，而一些较小的市局派出的则可以是科长或副处。一个突出的例外，是秦皇岛FESCO总裁由秦皇岛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张义强担任。很多其他官员通过各种不同方法被安插在FESCO，其中大量级别低一些的官员表面上已经脱离国安局，但受雇于FESCO期间任然保留着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关系。这类官员在北京尤其多见：他们打着FESCO的幌子，暗地里针对在华外国公司展开活动。以北京FESCO为例，如果想被派去FESCO，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和北京国安局负责此项工作的副局长搭上私人关系。陈雪春就曾是这样一位副局长，有办法通过他与FESCO总裁兼北京国安局官员王一谔的工作关系，为其他希望有此掩护身份的官员找到合适的空缺。陈雪春和驻北京FESCO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北京国安局官员王钰联系密切。这层关系使陈雪春的影响在他退休后仍然保存。北京国安局副局长王四中也曾帮过不少干部在FESCO得到掩护身份。关于这些副局长及王钰，参见以下图片：
(以上是张义强和陈雪春的身份证)
(王四中的身份证)
(上图左四及下图右一是王钰)
所有以FESCO身份为掩护的干部各有各的不同工作背景。但从传统上说，他们很多都来自国安部2018年改组前的第8局、即现在的第13（反间谍）局系统。然而也有很多有FESCO掩护身份的官员来自国安部第14（技侦）局系统或第12（进攻性反间谍情报）局系统。
以第14局为例，朱俊华是派驻北京FESCO的一位资深技侦官员。在派出之前，她甚至在杭州的一个国安部训练基地讲授技术侦控课程。在这批资料的照片里，可以看见有张照片里的她身穿国安部制服，在另一张里则是一身FESCO商务打扮。虽然那是张老照片，但从她警服标识可以看出当时她是处级一级警督。据北京国安局其他一些高级情报官说，她被安插进FESCO对团队是一份有力的加强。 她不久前已经退休，目前还受解密期限制。在朱俊华上任之初，同为北京国安局官员的刘振兴和王一谔（参下文见他们的图片）一度靠她为各种情报任务提供协助，但她很快就成了FESCO集团仅次于王一谔的第二把手。朱俊华曾和很多外商打过交道，甚至代表国安部出国旅行。对普通国安部部官员来说，特别在徐延军被捕以后，这种情况十分不同寻常，但对于有FESCO身份掩护的官员来说并非罕见。徐延军是一位江苏国家安全厅的官员，但用的是不同的商业掩护身份。朱俊华曾用多种身份为国安部出国旅行，但她最后用的身份是FESCO总经理。在她扮演FESCO角色期间，朱俊华和北京国安局和国安部其他各局官员始终保持接触，其中有北京国安局的李伟、潘林、陈涛和戴庆军等。
(朱俊华的身份证及身着一级警督制服的相片)
(朱俊华出席FESCO各种活动的相片)
戴庆军在派驻FESCO前显然属于国安部第12局。12局是国安部对世界各国危害最大的系统之一。戴庆军以前做的工作是通过招募涉密人员渗透外国政府和情报机关。他后来成了国安部安插在FESCO的一员干将。其他一些派驻FESCO的干部如温爽等北京国安局下级官员当时曾为他的退休而叹息不止。戴庆军也曾以FESCO总经理身份出国旅行处理人力情报资源，其中包括若干新西兰人士。
(戴庆军的身份证及出席FESCO活动的相片)
吴承杰去FESCO的派出单位是国安部第13局。13局是传统上经常用FESCO给官员作掩护身份的系统。因为反间谍或称内侦是FESCO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很多外派干部具有这方面的工作背景。很多反间谍反情报官员按国安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口号行事。虽然这口号是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它反映了FESCO在工作上同样要依靠被招募的人力资源。吴承杰和他妻子都是国安部官员。他们俩的安全保密意识都相当薄弱，比起其他一些干部，他们在更多场合泄露过自己的身份。国安部内部人人知道所有外派干部必须遵守最高的保密纪律，哪怕在退休后也绝对不应该说出他们的真实职业。不仅派到FESCO的干部必须遵守这个纪律，派驻到其他部门的也一样。但是。在譬如说购买电话或联络线人时，有些官员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普通间谍手法方面的规章条例，或根本就懒得去执行。相比之下，另一些官员则从不谈论自己的背景，以至另一些同样以FESCO身份做掩护的官甚至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情报人员。吴承杰曾用一个北京国安局机关地址（如丰台区蒲黄榆路40号）为自己单位购买材料，显然十分马虎大意。他生于1971年，还是一个年轻外派干部，在FESCO起码还会工作五年。吴承杰和其他安插在FESCO的不少干部一样，因为和国安部领导隔了一大层，自以为可以将自己的秘密或过失瞒过部里人。吴承杰在FESCO的掩护身份以及身穿国安部制服和他妻子贺继红合影的照片如下：
(吴承杰与贺继红的身份证)
(吴承杰与贺继红穿着制服的相片)
(吴承杰出席FESCO活动)
和多数情报人员一样，派驻在FESCO的这些干部往往和国安部内部的人、或至少和政府系统内的人结婚。正像吴承杰，郝杰的妻子，即之前曾在烟台公安局芝罘分局工作的石莉芳，也是公安部的人。但北京国安局朱俊华则不同：她丈夫沈逾是人民解放军的人。吴承杰的妻子贺继红在北京国安局另一个幌子单位—北京市对外服务办公室—工作。安插在北京FESCO的邢颖和她丈夫邹文或称田锋正好构成一对绝配，因为她丈夫就是北京国安局进攻性人力情报的官员。而主持上海外企德科的倪瀛，其妻子在另一个典型的国安部掩护单位中国日报担任上海分局的局长。国安部涉外情报官孙里浩的妻子也为FESCO工作。因她被派在一家外国国防技术合同公司，正好给孙里浩提供工作便利。北京FESCO贾学敏的妻子沃雅静则是北京国安局的一名特殊情报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郝杰的身份证)
(郝杰出席FESCO活动)
(上图是孙里浩的妻子)
(邹文和邢颖的身份证)
郝杰是下一任FESCO集团总裁的当然人选。他比较注意保守自己情报官身份的秘密，但无疑很快会从北京国安局派驻北京FESCO的最资深官员王一谔手里接过FESCO总裁位子，而FESCO集团公司总裁职位向来由特定的国安部官员担任。
郝杰好酗酒。由于他的职务压力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每次他担任一个更高职位，他的酗酒问题可能变得更严重。从他历年的照片，你可以看出他变得越来越虚胖。对一个事实上国安部的情报官员来说，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家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公司老总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句公平话，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难以想象他会怎么处理这份爆料。
FESCO和国安部干下的卑鄙勾当，从窃取自驾汽车公司的信息到偷盗日本先进钢铁结构资料，以及招募美国空军人员，可谓罄竹难书。但本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反映的是FESCO内部人际关系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可以想象任何一个这么大的单位，哪怕它是一个重在运作的情报机关掩护组织，久而久之都会产生种种闹剧和笑话。毫不例外，FESCO也是纠纷不断。比如说郝杰，虽然他娶了个公安部的妻子，还是和卜玉，即朱俊华那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发生了性关系。因为这事发生在FESCO，毫不奇怪卜玉自然也是北京国安局的人。事实上她先在技侦后做情报。我相信她和郝杰曾试图悄悄保持这段关系，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越是想保密，知道的人就越多。这些人看上去都是聪明的间谍，至少都在一个体面的单位工作，但往往正是这类聪明人自以为干什么事都不会有人知道。卜玉的确很吃香。她嫁了个做演员的丈夫，但同时又和一个天津国安局官员、后来还和另一个北京国安局的伊迪上床。卜玉毕业于号称国安部传统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或称国关。很多用FESCO为掩护身份的官员，尤其是里面的技侦干部，都走过同样的路：从国关进入国安部，再回国关或其杭州分校受培训。
(左一是郝杰，右一为德科的 Denis Machuel)
(左一是倪瀛，左二是郝杰，右一为王一谔)
因为这些官员往往有很好的掩护身份，世界各地的公司、政府和私营企业继续和中国情报官员发生接触。这些官员的身份掩护得这么深，只说自己是FESCO的人，以至他们不怕在新闻节目或互联网上公然抛头露面。除了这此文里的大量图片，前两年还曾有一张照片出现在中国防火墙之外。因为图中拍的是FESCO党委成员正在出席一个公开会议，于是北京国安局的朱俊华、王一谔、郝杰和米亦农等向世人公开露脸。FESCO各分部的党委会结构都按国安部模式配置。宓一农是集团的新人。他和传统外派干部的区别在于他来自国安部的涉外情报部门，专门针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展开工作。卜玉也常在公开场合露面，多次以FESCO市场开发经理的身份前往英国和北欧其它国家。
(上图为米亦农)
(左起：朱俊华，王一谔，郝杰，米亦农出席FESCO党委会)
(卜玉的身份证)
(卜玉出席FESCO活动的相片)
早在2010年，FESCO就正式加盟瑞士公司德科。曾有很多人猜测德科是否本来就知道内情，或那些北京国安局或上海国安局的官员是否已在和德科打交道过程中扯下了自己的画皮。据本资料和一些国安部的保密机要报告或称要报显示，倪瀛、王一谔和郝杰等人与德科的 Alain Dehaze 及 Denis Machuel 继续保持“工作联系“。我希望德科或瑞士政府能早日了解这个大骗局并完身而退。任何人充当一家国安部幌子公司的盟友并与其高级情报官保持日常工作联系，在公众眼里都会是一个不甚光彩的形象。我还注意到这批资料指出倪瀛是北京派下来管理德科FESCO的人。但根据一份2013年的公司内部合同，北京国安局王一谔被列为德科FESCO的法定代理人。
(2013年的公司内部合同)
一些安插在外企、甚至那些已变成FESCO下层员工的国安部低层干部，总是假装他们已经脱离了国安部，因此从纸面上看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甚至会为此办理必要的解密手续。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官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设法打消这类流言，叮嘱他们的情报界朋友不要无意中走露他们的身份，并自己也时刻注意口径一致。
当这些官员或他们的代理人被派去其他公司工作时，FESCO“雇员”必须履行的劳务合同规定他们每天早晨先向FESCO而非他们提供劳务的公司报到，并遵守他们的纪律和保密协议确保他们的假身份。
(倪瀛的身份证)
(左起：倪瀛，德科的 Alain Dehaze， 赵及锋)
(左起：倪瀛，德科的 Alain Dehaze，王一谔)
(北京FESCO雇员的劳动合同)
FESCO总经理刘振兴曾是一位建树颇多的情报干部。虽然现在已退休，他曾在近年的国安部FESCO家族里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十分受欢迎。在外派期间，和很多这类人员一样，他和国安部上层领导，尤其是国安部副部长高以忱保持着良好关系。作为老一辈的FESCO领导，他比其他官员有更多机会利用掩护身份享受国外旅行。因为在“体制内”的国安部官员一般不太有机会出国旅行，这一点也往往被看作派驻FESCO的一大优惠。但刘振兴并不太注意掩盖自己的双重身份，曾多次堂而皇之地以FESCO身份干北京国安局的勾当，虽然这种情况对外派干部来说并非罕见。刘振兴曾通过北京国安局副局长薛生华 帮北京局5局一个2011年才参加工作名叫张喆的年轻干部安置职位。
以下是一张刘振兴为FESCO教育部总经理何燕川颁发“优秀女共产党员”奖的照片。如这批资料显示，因为FESCO中几乎每位总经理都事实上是国安部官员，所谓“总经理“和”国安部官员“往往是同一码事。由于FESCO总想和世界各地大学建立教育交流，其教育部是个尤其黑暗的部门。虽然用教育作掩护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对FESCO的情报工作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很多参加过这类交流的中国学生最后不是为FESCO工作就是成了国安部人员。现在FESCO教育部的掌门人是曹志远。因为与郝杰关系密切，他很可能将来会在国安部和FESCO扮演重大角色。
(刘振兴与何燕川的身份证)
(刘振兴出席FESCO活动)
(刘振兴与何燕川)
(吴承杰与何燕川)
(曹志远的身份证)
虽然FESCO这一幌子的建立是为间谍和情报目的，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因素：加强国安部和政府的社会关系。如上述刘振兴的例子所示，因为事情说到底在于人脉，这些高级官员经常受托为国安部内自己局或处里的同事，以及他们在政府其他部位的朋友及家属办事。霍晨光在2007年从北京国安局派驻FESCO。他和刘振兴及其他一些如韩敬民等穿中山装的老干部属同一代人。他们经常受托帮朋友将家人在北京国安局安排工作。新一代（穿西服的）过渡时期官员干同样的事。更新的一辈如朱俊华等，则用自己的权力帮国安局内一些不太受器重或较为资浅的干部得到提升。譬如，温爽就是靠朱俊华的影响在FESCO谋到了职位。其他官员如王一谔和即将担任领导职位的郝杰， 以及林睿功等新的外派干部，全都是一个样。
霍晨光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情报工作。这在国安部里也许不是一种常态。霍晨光和魏家君是朋友，还是魏家君儿子的干爹。据这批资料中一些内部报告所示，魏家君也因此和国安部发生了瓜葛，通过FESCO的渠道参与了北京局很多活动
(霍晨光的身份证)
然而，利用FESCO对世界各国从事间谍活动还不只是国安部在北京的官员。北京仅仅对这个组织有着最深的渗透。在其他各个大城市，如上海国家安全局、天津国家安全局和重庆国家安全局，都有安插着自己官员的FESCO分部。虽然其名称略有不同，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例如，天津国安局一总队官员总给FESCO的真雇员提供培训，确保他们派去外国公司后，知道怎么发现和评估有用的人力情报目标等等。天津国安局滨海分局的王辰甚至和北京FESCO的卜玉上床，用她的影响给天津FESCO招人。和天津国安局一样，天津FESCO显然也以大量日本人为侦查目标。从历史上说，他们曾经成功地收集过有关俄罗斯航空的情报。因为俄罗斯航空在天津设有办事处，天津国安局通过天津FESCO针对俄罗斯航空开展工作是理所当然。上海国安局用FESCO做幌子已有几十年历史，最终导致了与瑞士公司德科的合作。如上所述，上海国安局由倪瀛领导。事实上，应德科之邀，倪瀛曾在2022年伙同北京国安局朱俊华和王一谔一起前往葡萄牙参加一个海滩派对。这不得不令人发问：德科会会怎么看待当年邀请这些情报官出席海滩派对的事？通过与FESCO签订的雇佣合同，各国政府和企业又给国安部提供了多少钱？
(左起：倪瀛，朱俊华，王一谔)
作为国安部控制的一个全国性资产，FESCO主要承担大型谍报任务和情报收集使命。作为一个例子，因为在钓鱼岛纠纷期间日本曾是他们的重点工作对象，国安部花了很大精力通过FESCO的人力资源部收集情报。FESCO人力资源部目前还在继续针对日本开展活动，争取2026年在日本建立起更大的实质性影响。这项工作目前由FESCO的最高领导层王一谔、郝杰和何燕川直接负责。
从这批资料还能看出一个蹊跷之处：FESCO居然如此经常地从其他部门，尤其是从以前称作解放军总参三部、现在叫网络空间部队里抽调信号情报人员。虽然国安部“红网”或内网或甚至历史档案里没有一份报告对此现象作任何解释，前任信号情报官员， 尤其是曾在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受过英语或俄语专业培训的信号情报官员，在FESCO的编内人员里比比皆是。被FESCO派驻拜耳作物科学的王朝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相信这些人正是凭他们的工作背景和外语能力被委以此项重任，因为把他们派去外国公司时，领导能放心这些人既会乐于接受任务，又能准确地向对象发起攻击且保守机密。这类官员里，特别是其中一些偏年长者，看来有不少在脱离解放军后加入了国安部，然后再被国安部派驻FESCO。曹联华和米克楠等一些人肯定属于此类。
杨子长是北京FESCO的一名国安官员。历年来他有过不少身份，从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协会跳到中国国际人才发展中心，再从百途世纪英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外企双新物业管理公司到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等。杨子长曾经帮其他一些带有掩护身份的官员安排旅行，并为FESCO除传统间谍工作外的另一项使命—维稳工作—提供过支持：当FESCO监视本地公司或旅馆在压制不同政见及取缔反党言论上的表现时，杨子长也插过手。
FESCO的国安官员都在维稳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其目的之一是不让公众知道这个公司和国安部的关系。
(杨子长的身份证)
除了涉及一些官员的个人背景及花边琐事，这批资料显示FESCO从事了大量的情报活动。要将所有这些活动编撰成篇无疑需要多年的努力。但考虑到里面有那么多具体信息和丑料，我的首要任务是将它的整体结构及工作重心整理出来公诸于世。根据这批资料可以确定的FESCO情报活动大致如下：
1. FESCO/国安部在埃塞俄比亚驻北京大使馆里安插有数名情报代理人。其中一位叫黄茁。埃塞俄比亚经济正快速增长，但仍然欠中国大量债务, 因此成为‘人力工作’的对象。
a.
b. (黄茁的身份证)
2. 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名司机是国安部官员。
3. FESCO和北京国安局进攻性人力情报部门为华为的数据及网络项目提供协助，包括维护他们在海外的服务器，以利于展开自己的活动。
a.
b. (前排左四的德科 Denis Machuel，右四的郝杰与华为公司人员合影)
4. 一名前刚果驻华大使通过FESCO被国安部招募。FESCO和国安部甚至派人给他携带了一千万美元到刚果。
5. FESCO的培训中心给外国人提供汉语教育，并以此物色及评估有情报价值的对象。这些FESCO汉语教师经常被派驻外国使馆，在那里物色并评估具有招募潜力的外交使节。其中一位这类教师就曾协助招募了法国驻华使馆的对外安全局负责人。
6. FESCO曾于2023年协助查抄上海的外国咨询公司。
7. 北京FESCO与解放军联合参谋部情报局北京联络局保持工作联系。
8. 张熙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官，但她使用郭祎为假名，自称是德科FESCO的一名进修发展顾问。
9. 日本驻京使馆充满了由FESCO安插在那里的代理人。
10.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结论：
国安部通过FESCO所做的情报活动规模如此之大，历时如此之久，使任何一国情报机关都望尘莫及。哪怕俄罗斯及其培养了中国情报部门的前身苏联，都不具有如此有效和如此经久的掩护组织。长期以来，FESCO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从未引起过任何应有的审视。以FESCO为掩护，国安部事实上取得了一个可以渗透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和任何一国政府的有利地位。他们之所以可以长期得逞，正因为他们有此公司声誉为掩护，且广大公众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管理层都是国安部情报官员。为达到掠夺他国机密的目的，国安部唯一需要的只有一点：某国有公司或政府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殊不知，任何一家企业或政府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都必须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让中国情报人员可以堂而皇之地从FESCO办公室里窥视、分析并窃取任何对他们有用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信息并招募情报人员。
国安部不但规定应该安插怎么样的人员去外国公司，还直接派遣自己的干部打入这些公司。正因为有这些官员和他们的长期外派使命，国安部得以：1）为自己的涉外情报或进攻性反间谍情报官员物色可招募的人力情报对象；2）为自己的技侦官员提供切入口；3）通过这些切入口让自己的技术人员发现对方IT系统的薄弱点；4）帮自己的政保官员发现持不同政见者并执行统战活动；5）根据所有收集到的信息把自己的触须伸向海外国家，在那里和当地教育机关建立带有不可告人目的关系，招募当地政府人员并盗取先进技术资料。
多年来，尽管有多次政治清洗、政府改组或国安部本身改组，FESCO的地位经久不倒。虽然有这种种变化，他们的掩护身份安然无恙，且策略、技术和工作程序一切照旧。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自行放弃这些策略和盗窃勾当的，除非世界各国意识到他们的内情是如此肮脏，并揭开他们的假面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里面的水还很深，还有更多的事实需要公诸于众，但此文至少应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归根结底，这也和维护中国的声誉有关，该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和偷偷摸摸的中国共产党情报机器是不同的了。
哪怕曝光这批资料的动机是金钱，我相信那些爱国者至少保留着一线希望。希望因此会有更多的人同样挺身而出， 通过倾诉他们的亲身经历捍卫自己祖国的声誉。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无法抹杀这些事实、资料和图片。只要有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说话，公众就更容易看清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从而迫使他们改变。至于我将提供什么更多信息，请拭目以待。